第三點，“仁治”主義。

孔子把“仁”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、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。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範集於一體，形成了以“仁”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，它包括孝、弟（悌）、忠、恕、禮、知、勇、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等內容。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礎，是仁學思想體系的基本支柱之一。

儒家的“仁治”主義，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，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，重視人的同情心，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覆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“仁”來管理統治的思想。從這一角度看，“德治”主義和“人治”主義有很大的聯系。“德治”強調教化的程序，而“人治”則偏重德化者本身，是一種賢人政治。由於儒家相信“人格”有絕大的感召力，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“為政在人”等“仁治”主義。

金庸小說中，體現“仁治”主義的作品也不在少數。

一是《倚天屠龍記》中，張無忌放棄明教教主與義軍統帥之位，決定挾趙敏浪跡天涯。越到後期，朱元璋的企圖日益顯露，張無忌自然知曉。楊逍、範遙、韋一笑、五散人等也都知曉，但各人都是畢生謀幹大事之人，大局的孰輕孰重，心念一轉，便即了然，均覺如以明教為重，江山為輕，不免是心懷自私，非大英雄、大豪傑的仁俠心懷。他們認為，什麽人能當皇帝。只要有人能夠解黎民之苦，為百姓造福，那麽他就是萬民之主。另外難得的是，他們有了一種大局意識：現在反元大業尚未勝利，此時開始窩裏鬥，爭權奪利，哪怕憑張無忌的武功能殺朱元璋一萬次，最後的結局也只是起義失敗，中原大地繼續被大元欺壓。

因此，張無忌最後以屠龍刀和《武穆遺書》相贈朱元璋，並給以忠告：“我明教屠龍刀誓殺暴虐害民的君主、誅滅貪官汙吏，千年百年，此志不變。爾若他日稱帝，須做一位勤政愛民的好皇帝，若違此言，雖遠萬裏，吾亦能取爾性命。現以《武穆遺書》相贈，助爾北伐克敵制勝。”總之，就是告誡朱元璋，一定要做個好皇帝，能體恤百姓，愛護國民，否則，他張無忌必定再領導明教眾子弟再行起義。以張無忌的功夫，殺個朱元璋必然不在話下。

二是在《天龍八部》中，繼承大理皇位的段譽，在大哥蕭峰為兩國和平、寧願犧牲自己生命慷慨就義的感召下，段譽已不像從前那般輕跳怕事，他性格日漸穩重，也越來越有擔當，有著一代名君的韜略和睿智。在段正淳死後，接任大理君主，在位39年，廟號“憲宗”，謚號“宣仁帝”。

段譽在位期間，共主持若幹系列關系民生的舉措。

在政治上，他在位期間“勤於政事”、“愛民用賢、思攬政權”，是大理國賢明的君主。

經濟和外交上，經過他的努力，大理和宋朝的友好關系，達到有宋一代的最高水平，他開啟了與中原宋朝的正式外交關系，維系了南方絲綢之路的暢通，發展了從先秦時期就有的南方絲綢之路，連通中原與今天的緬甸、印度等南亞、東南亞地區，保障了中國西南一帶近40年的和平與繁榮。

段譽不但是大理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，也是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。他最後效仿伯父段正明，禪位為僧，高壽94歲而終。

因這位段氏帝王的傳奇故事，金庸將他搬入《天龍八部》，無疑是對仁政仁治的一個典範描述。

三是《鹿鼎記》中對康熙的仁治也有較多的描述。康熙是該劇毫無疑問的男二號，有著大量的戲分。

在讓韋小寶幫他合力扳倒熬敗後，康熙致力於學習“堯、舜、禹、湯”四位賢君。只是在目不識丁的韋小寶嘴裏，成了“鳥獸魚湯”。

《鹿鼎記》中關於韋小寶的傳奇，事實上都是構架在康熙帝自身的真實故事之上。

政治上，他勤於政事，雄才大略，好學敏求，崇尚節儉，愛民如子；

經濟上，他興修水利，治理黃河水災，鼓勵墾茺，薄賦輕稅；

軍事上，他智擒熬拜，剿撤三藩，南收臺灣，北拒沙俄，訂《尼布楚條約》，換邊境數十年平安；

由於他的勵精圖治和文治武功，直接開啟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盛世的繁榮。

受他的影響，本是站立在敵對陣營的韋小寶，也漸漸覺得天地會的那些反清覆明的舉止，沒有必要。小玄子，是位好皇帝。若是推翻了滿清，換了朱姓皇帝回來，還不見得有小玄子好，百姓的日子未必有現在的安居樂業。

韋小寶最後眼見忠義難以兩全，只有棄官而逃。他打著回鄉探母名義，領著七個老婆回到揚州，與母親韋春花會合，隱姓埋名，擇地而居。他的這一舉動，正是對康熙仁政仁治的一種肯定。

儒家思想的“禮治”、“德治”、“仁治”在金庸小說中得到極好的體現，符合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。這點，在古龍小說中，體現的並不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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